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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二年（848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城中，一支庞大的队伍整齐而过。军乐、舞伎为前导，武骑文骑夹道而行，旌节齐备，气势恢宏。
这支队伍的统领——张议潮骑坐在白马上，他身形高大，头戴白纱幞头，身穿红袍，一手执鞭，一手揽缰，执辔二人夹马护行。在他的身后，跟随一众子弟兵。
张议潮率河西十一州复归大唐的历史瞬间，被定格在了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中那幅长达8.2米的宏伟壁画上。画旁题书“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扫）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简称“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作为晚唐时期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议潮因率众使河西十一州从吐蕃复归大唐而名垂青史。以如此规模的长卷展示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壮举，高大威风的人物形象背后，深嵌的是政治宣示与家国大义。
这一切还要从安史之乱说起。
▲晚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生动记录了张议潮为大唐收复河西十一州、重新打通河西走廊的赫赫功绩，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历史题材画卷。（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一）吐蕃乘虚攻下河西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中原，唐朝不得不将驻守河西、陇右及西域的精兵东调平乱，故唐朝西陲兵力薄弱，守备空虚。
此时，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正处于强盛时期，见唐王朝内乱乘虚而入，进攻河西，迅速攻下了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直到786年，吐蕃围城十一年后，沙州（今敦煌）陷落，陇右、河西走廊之地尽归于吐蕃。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时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吐蕃占据河西后，由于丝路受阻，使得欧亚大陆上的贸易不再通畅，加之政局不稳，河西走廊上的百姓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干扰和影响。
吐蕃统治河西初期，在河西地区推行突田制度，并征收相对繁重的实物赋税。敦煌文书S.1475v就记录一位名叫安环清的部落百姓，因无力缴纳官府赋税，将土地卖给了同部落人武国子。
此外，吐蕃还在河西地区推行本族的文化习俗，当时河西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须着吐蕃服饰，唯有节庆祭祀祖先时才穿着唐装。
河陇民众本就怀念唐朝，这些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引发河西百姓的抵触情绪，更盼望能早日归复于唐，从而爆发了沙州玉门驿户汜国忠、张清等人的抗争。
唐代诗人杜牧《河湟》中的“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就流露出了当时河西百姓忠于唐朝的真挚情感。
谁曾想，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河西百姓没有盼来唐王朝的军队，而是等来了一位本土英雄。在他的带领下，河西百姓推翻了吐蕃近百年的统治，使得这片土地重回唐朝怀抱。
他就是张议潮。
（二）“神将”书写归义军传奇
张议潮出生之时，敦煌已经被吐蕃占领了十余年。张氏家族为沙州豪族，张议潮的父亲在吐蕃做官，但始终未忘故土之情，这对张议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时期，张议潮目睹了吐蕃统治者对当地的掠夺和压榨，十分尊崇曾长期戍守边疆的唐代名将封常清，还曾手抄《封常清谢死表闻》以明志。
▲张议潮手抄《封常清谢死表闻》（部分）。（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吐蕃因赞普去世引发内乱，张议潮抓住时机，联络当地豪族反抗。各族民众纷纷响应，掀起抗逐吐蕃统治者的斗争，一举收复了敦煌、晋昌等郡，而后又陆续收复其他各州，使河西十一州从吐蕃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六郡河山宛然而归”。
▲《张议潮变文》（局部），记载了张议潮收复河西、归附大唐的过程。（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为了向唐王朝报信，张议潮派出十路使者，有一路信使在经过千难万险后，终于成功抵达长安，向唐宣宗献上十一州地图，整个长安为之轰动。唐宣宗下诏称赞：“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将张议潮比作东汉时期归顺光武帝、安定河西的窦融，对其主动归附的赤胆忠心表示高度肯定。
大中五年（851年），唐王朝在河西设归义军，张议潮被委任为河西十一州归义军节度史，驻节敦煌。从此敦煌历史进入了晚唐时期，即所谓的“归义军张氏时期”。
咸通八年（867年），唐王朝请张议潮入朝，并于京师赐他田宅。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继守河西。
咸通十三年（872年），74岁的张议潮卒于长安。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就是张议潮的功德窟。
▲莫高窟第156窟开凿时间在咸通五年（864年）前后，是晚唐时期的代表洞窟之一。（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张议潮及其率领的归义军的成功，是各民族群众齐心合力的成果。《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二月”条载：“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遣使上表，请以沙州降。”据学者考证，安景旻是昭武九姓粟特人，阎英达代表的是吐谷浑等部落百姓。
彼时，河西地区生活着羌、嗢末、吐谷浑等数十万部众。归义军建立后，注重安抚河西各族群众，在恢复唐制的同时并未强行解散吐蕃统治时期的部落制，吐蕃、吐谷浑等仍保持着一定的部落组织形态。
归义军虽用汉官管理吐蕃等部事务，但下达的文书却是以藏文书写。相关举措既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治理传统，也适应了河西多民族聚居的复杂局面，进一步破除了不同民族间的隔阂状态，使各民族百姓在归义军政权的统一治理下，逐步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壁画中既有唐朝制式的仪仗队，又有吐蕃装束的乐师，这种乐舞交融的盛景，是归义军治下河西走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体现。（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三）唐蕃博弈下的交融遗产
从发展的视野来看，唐蕃在河西走廊的近百年拉锯，孕育出了超越军事胜负的文明成果——这场博弈并没有割裂各民族的联系，反而通过政权更迭、人口流动、文化碰撞，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河西走廊的形成发展。
吐蕃统治河西期间，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吸纳唐朝降将与汉人豪强参与地方治理，形成蕃汉兼治的政治平衡，并在赋役制度、市券制度、僧官制度等方面大量仿效唐制。
敦煌藏经洞及新疆墓葬曾出土大批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契约文书，其中既有吐蕃文书，也有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吐蕃仿照唐朝进行奴婢、牛马买卖时订立官方契约的市券，以方便百姓日常经济活动，反映出当时吐蕃在经济管理层面对唐朝制度的深度借鉴与本土化实践。
另外，部分吐蕃文契约中夹杂着汉语借词、用汉字音译吐蕃官职等双语混用的情况，也是当时社会交流、语言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
▲敦煌遗书中的《汉藏对译字书》，其产生和吐蕃统治敦煌时儿童学习汉字和寺院办学等因素有关，实证当时曾进行双语教育。（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从民族结构看，唐蕃拉锯加速了河西地区的人口融合。吐蕃统治时期迁入的吐蕃部落，与河西留居的汉人、往来的回鹘、粟特等族群，在长期杂居过程中，逐渐打破传统族群的界限，通过通婚联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紧密联系，为后世河西走廊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窟内景（中唐）。甬道北壁有供养人画像题记“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字样，“大蕃”即吐蕃，由“大蕃管内”而得知此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回望历史，发生在唐蕃之间的河西拉锯战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一个个热血英雄的忠勇面孔，更映射出了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一切的碰撞终将走向交融。
河西走廊的伟大，也不仅仅在于其军事地理的险要和商贸往来的联通，还在于其千年积淀的多元底色，更在于无论何时，这里始终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血脉记忆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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